瞭望東方周刊記憶體第29期封面
  海南瓊海的小鎮潭門,面向幽藍南海。對於這裡存續數十代的漁民而言,南海絕對不是“中國地圖右下角”,而SD記憶卡是“祖宗海”、“祖宗地”。
  早自漢代,潭門漁民就外接式硬碟發現並命名了南海諸島。最遲自17世紀末開始,潭門漁民成為“最早發現、最早命名、最早活動”的南海自主開發者。
  對於這片海,他們世代相依;耕海犁浪,收穫海珍,很多時候也須以命相搏。生於潭門,死於南海記憶體,是很多潭門人的宿命。
  即便幾乎每戶漁家都有人殞身海底,但這片“祖宗海”對於他們的吸引力不減。甚至ssd固態硬碟在被禁止出海30年後,1983年,幾個潭門人悄悄突破禁忌,“湊錢去南沙”。
  靠海吃海,他們要謀生——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樣的經濟本能奠基、維護與實現。
  專家說,沿海漁民赴爭議海域做海打漁,捎帶補給物資,在墾海戍邊中發揮了“主權碑”、“流動哨”、“運輸線”的作用。
  如果在一片廣袤的海洋中沒有一口油井、一座碼頭、一條漁船、一位游客,要想維護海洋權益,其難度難以想象。
  習近平在6月末的第五次全國邊海防會議上強調,要堅持軍民合力共建邊海防,統籌邊海防建設和邊境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中央近年來高度重視海上民兵隊伍建設,鼓勵沿海漁民“造大船,捕大魚”。但根據農業部的扶持造船政策,國家對於漁船建造的補貼僅30%,再加上嚴格的漁船數量和功率指標“雙控”管理,造一艘大船就要損失幾艘小船,影響了漁民的積極性。
  保存著祖先以生命探索出的海上航行指南“更路簿”的潭門漁民,既被“造大船、闖大海”的國家意志而鼓舞,也面臨現實難題。他們甚至越來越多地鼓勵子女離開這片“祖宗海”,去陸上為更好的生活打拼。
  專家警示,我國沿海地區的海洋文化、船網文化,面臨著斷代消亡的危險。而提高海防意識,保護海洋文化,請從潭門這座捍衛南海的小漁村開始。
  潭門故事
  海南瓊海,小鎮潭門的漁民和他們的祖先,以命相拼,
  奠定了中國之於南海的歷史依據和現實權力。如今,誰能幫助他們繼續留在這片“祖宗海”呢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 齊岳峰/海南瓊海報道
  暮色已近,丁之樂進了門。
  這家潭門鎮上最大的酒店,最貴的房間日價100元。濕熱的海風、房間里分不清年代的桌椅以及草草收拾過的床單,與馬路兩側裝飾一新的店鋪和無處不在的“風情小鎮”,仿佛處在兩個時代。
  丁之樂是潭門鎮漁民協會會長。
  有一年,解放軍副總參謀長戚建國到潭門視察。丁之樂對這位將軍說,潭門鎮漁民協會有5000多名會員,包括海上民兵連,都是兄弟。
  兄弟——與這個意味著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關係一同流傳的,曾是潭門人的千古命運。
  生於潭門,死於南海。
  如今,潭門人的血脈生息,已成為中國捍衛這片廣袤海洋的根據。
  這幾天的潭門中心漁港內,一艘艘漁船次第歸來,鎮上比往常熱鬧了許多。戴斗笠的女人們只留一個背影,姑娘小伙騎著摩托車或電動車呼嘯而過,沉默的漢子們三五成群閑坐,哪怕中午明晃晃的日頭愈發毒辣——不止丁之樂,在很多漁民看來,陸地總好過變幻莫測的大海。
  兄弟廟、更路簿、祖宗海
  位於海南瓊海的潭門鎮不大,站在“鎮中心”——兩條主街交叉的十字路口,可以不斷見到前一天剛剛認識的面孔。他們大多是休漁期下船的船長,也叫“船老大”。
  並不是外界想象的那樣如大海般粗獷與豪放,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面對外人時,有單純、溫和乃至羞澀的笑。如果不是空氣中瀰漫的海腥味提醒,單憑他們的樣貌,你可能很難相信,他們這一輩子都是以生命與大海相拼、相依、相生。
  無論靦腆還是強悍,皆祖先所賜。
  早自漢代,潭門漁民就發現並命名了南海諸島。潭門鎮鎮委書記龐飛對《瞭望東方周刊》的解釋是,在可追溯的上千年曆史中,潭門人就靠南海生存,“很多漁民在岸上沒田,他的田就在海上。”
  世代往來於南沙,潭門漁民說,“那裡就是我們的。”
  每年農曆十月,東北季風吹起,潭門港就會涌出大小漁船,奔向浩瀚南海。
  丁之樂說,相傳古有108兄弟戰海盜、鬥倭寇,後死於海難。至少百年來,出海前的潭門漁民都會到“一百零八兄弟廟”,殺雞、鳴炮,上呈貢品,焚香禱告。
  “孤魂作頌煙波靜,兄弟聯吟鏡海清”——震撼人心的詞句懸掛於這座廟宇之內。
  在潭門海邊的村落,穿過椰林,濃濃碧色掩映著一處小小的廟宇,廟門正對南海——這海被潭門人稱為“祖宗海”,又叫“祖宗地”。
  奔波於“祖宗海”,必得有老祖宗傳下來的本領——獨特的潛水捕撈技能。如今,潭門漁民攜帶供氧設備——古時是一根露出水面的軟管——潛入數十米深的海水,撈取海產品。
  他們的收穫會被運至東南亞銷售,換回煤油、水泥等等。
  遠海飄搖,一去半年,除了淡水、蔬菜、米,有時還要帶上豬仔,就在海上養大。
  次年4月,東南季風起時,出海的潭門人就回來了。
  一去一回,靠的是膽識與技能,以及《更路簿》。只是如今,在潭門見到一冊真正的《更路簿》不是件容易的事。
  穿過村落間不甚平坦的鄉間小路,繞過椰林,87歲的老漁民盧業法與他65歲的兒子盧家炳捧出了一冊發黃的《東海更路簿》。
  按照潭門人祖先的地理感覺,遠處的西沙與南沙,分別被稱為東海與北海。
  對《更路簿》,官方的解釋是:作為中國潭門漁民世代積累下來的航海路線圖,它記載有西沙與南沙絕大部分島礁的位置以及島礁之間的作業路線。
  那些從來沒有在中國的史書中留下名字的先人們,將在南海遇到的島礁一一命名,並用羅盤確定方位,計算距離——比如在盧家的《更路簿》里,如今的太平島被稱為“黃沙馬”。
  潭門鎮鎮委委員、漁民協會秘書長戴於島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更路簿》上有70多處潭門漁民以方言命名的島礁。
  由此,最遲自17世紀末開始,潭門漁民成為“最早發現、最早命名、最早活動”的南海自主開發者。
  被稱為“南海天書”的《更路簿》常人很難看懂。盧家的《東海更路簿》中記載著大量“自大潭過東海,用乾巽駛到十二更時,使半轉回乾巽巳亥,約有十五更”這樣的描述。
  乾巽、巳亥皆是中國傳統二十四向中描述方位的詞語。而所謂大潭,當指潭門之來歷。
  在丁之樂的解釋中,在潭門港港道與南海之間,曾有一汪大潭橫亘。珊瑚圍住的環形礁,隔開了大潭與南海。珊瑚礁中間又有一處斷裂,成為出海口,即“潭門”。
  湊錢去南沙
  如今潭門超過1000條漁船和2萬名漁民,出海的重要目的是撈取硨磲等珍貴海產。只是,他們的做法飽受爭議。有聲音認為,潭門人的捕撈作業,破壞了海洋生態平衡。
  這樣的爭議讓丁之樂頗為不屑。他的看法是,硨磲貝歷經500年以上的死亡與異化過程,對其採摘與捕撈,談不上什麼環保問題。
  而對珊瑚的破壞,漁民們認為,不能都算在潭門人頭上——50歲的老船長鄧大志小時採完珊瑚,它還會繼續長。
  但“現在不長了”,因為海水污染、水溫升高。
  況且,在潭門鎮漁民協會副會長、老船長王書茂對本刊記者的描述中,如今在南沙,大肆捕撈海龜、海貝的是菲律賓、越南等國的漁民,“主要是他們在搞。”
  國家已經禁止捕撈硨磲與珊瑚。潭門漁民們覺得,自己以後的日子恐怕很難過。據說,每逢有重要人物來到鎮上,街面上售賣硨磲飾品的店鋪都會暫時關門。
  現在的問題是,因撈取海珍破壞環境的原由,潭門漁民的南海之路可能被斷絕。而他們在這片“祖宗海”上,有太多的理由繼續存在。
  潭門人經歷過與“祖宗海”隔絕的日子。1955年以後,受國內政治環境影響,加之相關國家開始“排華”,他們被禁止出海。
  漁民們只能在近海謀生。就在同一時期,潭門漁民們基本結束了帆船時代。盧業法等人,遂成為中國帆船時代最後的船長。
  不過,在丁之樂及鄧大志等人的印象中,那時這片海域“沒什麼爭議”,漁民們可以登上途中的島礁補充給養,“上島是隨意的。”
  1974年,西沙海戰,潭門漁民承擔了向南方島礁運送物資的任務。王書茂的回憶是,他曾因支援解放軍官兵,到過南沙海域赤瓜、東門、南熏、華陽等7個島礁,“想煮乾飯沒有米,想煮稀飯沒有水。”
  戴於島說,從1985年國家加強南海島礁建設開始,通常建設物資由大船運至指定海域,潭門漁民則負責用小船將物資轉運上島,持續至今。
  那時,部隊也會安排漁民到一些無人島礁上瞭解情況,有時會遇到越軍——漁民蘇成芬曾被越軍持槍頂住,“很痛!”
  1983年,潭門人伍書光帶著幾個人,在海禁之中悄然出海。此前長達30年的時間里,“船小,風險大”成為禁止潭門漁民前往南沙的主要理由。
  多年以後,伍書光的二兒子伍尚興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說,當時一家人乘坐一艘40噸的漁船,悄悄“湊錢去南沙”。
  三兒子伍海經插話:“南沙也是我們的。”
  如今想想,他們也頗為後怕,因為“一家人都在船上”——他們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第一艘去南沙作業的中國民船。
  一個讓伍氏兄弟記憶猶新的情節是,途中船上的水箱漏水,只能停靠太平島,“太平島上來自臺灣的考古隊員讓軍人給我們加水,說‘我們之間不講政治’。”
  他還記得,島上的守軍說,以後發展了,南海諸島要全部收回來。
  回到潭門後,伍書光的船長執照被吊銷。
  但是,“當兵的來調查時說,國家也想去南沙。”丁之樂的回憶,那時的鎮政府——區公所隨即向上級建言,重新開發南沙。這個建議在1984年被當時的農牧漁業部批准。
  探途行動
  30年未到南沙,受制於國際環境,軍隊一時難以抵達勘察海路。潭門漁民擔當了歷史性的角色。
  在礁盤裡被外國軍隊“開槍打”,漁民們就“關燈跑”。潭門人說,他們抓、我們跑,他們撤、我們上。
  丁之樂說,2000年至2012年間,潭門漁民因海難、槍擊等事故,已有100餘人殞身南海。
  於是,在潭門,每個漁民家裡都有一本傷心往事。
  站在潭門碼頭仰望那四個大字“潭門故事”,港口裡的每一艘漁船仿佛都滿載著綿密厚重的悲歡離合,一種令人心酸又熱血澎湃的氣氛,撲面而來。
  1985年潭門漁民重返南海後,成立了潭門海上民兵連。到2013年習近平視察潭門前,官方公佈了兩個數字。
  第一組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潭門漁民在民兵連組織下,先後出動漁船580批次,為部隊搶運石塊、鋼筋、水泥等建材265萬噸。
  第二組是近十幾年來,潭門鎮被南海周邊國家軍警無理抓扣、槍擊、侮辱的漁民、民兵超過170人,沒有一個人在承認“入侵”的“認罪書”上簽字。
  民兵班長陳則波,第一次在黃岩島海域被菲律賓軍警抓扣是1997年。他被帶到馬尼拉,遭到棍棒毒打,但最終沒有在“認罪書”上簽字。
  第二次是1998年,他的漁船在黃岩島附近被菲軍艦撞沉,他本人再次被帶往馬尼拉。中國外交部很快就出面解決此事,並索回了20多萬元損失賠償。
  2012年4月中菲在黃岩島發生對峙。陳則波正在黃岩島潟湖中作業時,被全副武裝的菲律賓軍警登船檢查。
  對方把他們驅趕到船頭暴曬了兩個小時,才要求他們簽字,仍然沒有得逞。
  民兵排長王書茂,年過50的時候,終於入黨。
  很多菲律賓漁民經常到中國漁船上討要生活用品。鄧大志在1995年還曾開著小艇,登上菲律賓士兵駐扎的小島,“住了50多天”。
  新世紀之後再上島,就不能像以前那樣隨便。一些國家察覺到了一個現象:他們的士兵經常需要中國漁民手裡的生活用品,從香煙啤酒到大米蔬菜,結果與中國漁民相當熟絡。
  於是,對方加快了換防頻次,也更加頻繁地對中國漁民槍炮相向:靠近就“槍擊船頭的水”,離開就“追著屁股打”。
  伍尚興清楚地記得,2012年他去菲律賓巴拉望島,“島上的人也說,南沙是中國海。”
  此前,潭門有個年輕人被菲律賓抓,結果當地的姑娘看中了他,“要嫁他”。
  曾經花了一年時間走遍印尼所有島嶼移民村的伍尚興對一些地方頗為瞭解。比如,遇到退潮擱淺,中國漁民們會想辦法把船推走,菲律賓人則會指指頭上的天,意思是等晚上漲潮再走。這種靠天吃飯的“不作為”,讓伍尚興頗為感慨。
  伍海經發現,菲軍占據的很多島上都沒有淡水,駐島者過得很慘,“但也能挺著。”
  而今的西沙,中國執法船變多了。鄧大志甚至為自己攬到了一個活計——每月為執法人員運送蔬菜和凈水。
  在這個過程中,他曾跟著執法部門檢查過越南人的漁船。“本地人不炸魚,但越南人炸魚。”在他們的船上,經常能發現導火索。
  造大船、闖大海
  “造大船、闖大海”——2013年國家最高領導人視察潭門時的叮囑,如今被製成了巨幅標牌設置在港口。
  李根輝家正在浙江建造的船,造價要五六百萬元。儘管國家會“補助一點”——根據噸位、馬力,可以領到國家南海專項基金劃撥的費用,李根輝家每條船可以領100多萬元——但對大多數潭門人來說,造大船仍然是個天價。
  而2012年的補助,現在還沒有到手。
  王書茂對《瞭望東方周刊》說,據他所知,“船小、但是船多”的越南漁民,如果去南沙,其燃油費及相關損耗由該國政府全額補貼。
  很多人都提起,政府曾經提出將潭門建設成為三沙市的後勤補給基地,但相關政策尚無動靜。
  幸而,成本提升、捕撈量下降的境況下,海產品的價值提高了。
  2002年,潭門鎮重新疏浚港口。伍尚興覺得,國家也該投資建設港口,“不花錢怎麼能行?”潭門中心漁港,設計通航能力是1000噸級,恐怕很難滿足“大船”的要求。
  可是,經歷了大風大浪的潭門漁民,很少有人希望自己的後代繼續從事這一行當。正如丁之樂所說:“太苦了,每次都是拿命闖。”
  丁之樂的兒子和女兒都沒有留在本鎮——1999年就不再出海的他頗為自豪地說,女兒是《深圳特區報》的記者。
  當初一家人拼了命出海的伍書光,已然老邁入養老院。在一家經營旅游海產品的商鋪里,二兒子伍尚興對本刊記者回憶說,一家人從南沙回來後沒多久就不出海了。“當年海參才幾元錢,現在要上千元。但當年賺到一萬元可以養老,現在賺一百萬元也勉強。”
  1986年,伍家人徹底上岸了。
  三兒子伍海經解釋說,那時開始組織大船出海,他家拿不到貸款買船,無法競爭,索性棄海上岸。
  幾年後,伍家人的紀念品店開成了工廠。現在,伍家四兄弟除在外工作的大哥外,每人開了一個工廠,也都有自己的店鋪。小工廠和商店,已在潭門遍地開花。
  如果要貸款買船,很多人都缺少足夠的抵押物。遵從伍尚興的期望,他的孩子已然不再親近祖輩的產業,他如今是一名教師。
  可總要有人出海。
  如今的潭門,眾多來自內地的工人逡巡其中。2003年開始,外地人從河南、湖南等地過來,進廠、上船,或直接開辦工廠。
  來自河南南陽的工人們,被請過來進行海產品加工——當地素有傳統加工手藝。在潭門管吃管住,每月工資有一萬多元。
  伍海經說,工人們養活了南陽鎮平一個縣。
  而來自水鄉湖南、江西的工人,則會選擇上船出海——這些船有潭門人自己的,也有“外地老闆投資購買的”。
  雖然近幾年漁民被抓的情況不再常見,但潭門鎮的味道也被慢慢改變了。
  用龐飛的話說,“為南海開發和國家大局作出了重大犧牲”的潭門人,正在改變中有些惶惑地往前走。
  伍家的店面里,第三代、伍海經之子伍致強熟練地為人請茶。在這個過程中,他滴水不漏地與顧客討價還價——“1800賣麽?”“不賣,我給你的是底價。”
  1987年出生的伍致強也會熟練地講起祖輩的榮光,但他明顯更願意打理現在的生意,“出海,我從小到大沒想過,風險很大。”
  3年前,伍致強開始接管家裡的店面,“年輕人做事業,也是一個很好的發展方向。”
  但他終是一個潭門人:椅子上玩耍的4歲兒子符合當地傳統——這裡的人結婚很早,因為每次出海生死未卜的漁民們總要為後代著想。
  店門外,向左,是可以直赴南海的潭門中心漁港;向右,是離開潭門、通往瓊海市的道路。從瓊海坐上高鐵,很容易抵達省會海口。
  潭門人如何再航海
  為中國的南海主權奠定了“開發即擁有”的基礎之後,潭門人可以為祖國做得更多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齊岳峰/海南瓊海報道
  簡單的值班室里,一張小床和桌上堆放的聯絡通訊器材,是潭門鎮武裝部部長張建堂的家當。
  當潭門漁民在海上遇險或受到侵襲,這間小屋就會變成陸上指揮中心,通過聯絡南海各地的漁政、漁監、海監等部門,成為潭門人在浩瀚南海上的“守護星”。
  剛從北京趕回的張建堂,參加了第五次全國邊海防建設工作會議。
  會議上,習近平面對來自軍地的代表們說,邊海防工作是治國安邦的大事。
  習近平用“三個堅持”來表達對於邊海防問題的態度:要堅持把國家主權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周密組織邊境管控和海上維權行動,堅決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築牢邊海防銅牆鐵壁。
  第三個則是:“要堅持軍民合力、共建邊海防,統籌邊海防建設和邊境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最高領導人的態度,對於張建堂等常年身處南海要衝的人們來說,有更深的體味。
  除了在2013年迎接習近平視察,2014年全國邊海防民兵工作現場會也在潭門召開。
  此次全國邊海防建設工作會議中,潭門海上民兵連被評為“全國邊海防工作先進單位”。曾3次被菲律賓抓捕、拒絕在“認罪書”上簽字的民兵連班長陳則波,被授予“全國邊海防工作先進個人”稱號。
  張建堂向本刊強調了支持中國漁民在南海存在的意義。在南沙中國控制的島礁上,建島物資基本是潭門漁民運上去的,“軍艦隻能運到深海,下一步就要靠漁民運輸了”。
  而在中國海軍力量薄弱的年代,中國漁民在南海的存在,作用似乎更為明顯。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際,潭門漁民率先在南海發現了停泊的英國軍艦。
  現在一些國家對南海不斷強化的主權和利益訴求,其中就包括對侵占中方島嶼的民事化管理、聯合西方國家對中國南海油氣資源的掠奪,並以多種形式蠶食中國領海——這一切都讓張建堂覺得,為中國的南海主權奠定了“開發即擁有”的基礎之後,潭門人可以為祖國做得更多。
  然而,目前漁業生產和漁民仍被視為普通國民經濟中的一角。由於確實存在近海資源枯竭的情況,漁業生產近年來受到極大限制。
  這樣,就存在非常現實的矛盾:要“保護資源”,中國漁民們可能就要從南海消失;要維護海洋權益,他們又極有必要繼續存在。
  這並非非此即彼的選擇。
  “造大船”,習近平2013年在潭門的講話,被漁民們認為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近年來,針對大馬力鋼製漁船或玻璃鋼漁船的補貼體系已經建立起來。但是,如何更好地與當前漁業特點結合,推動補貼政策調整,則成為當務之急。
  比如,儘管也會綜合實際用油量,但目前的柴油補貼方式主要是按漁船的登記馬力,測算一年度的柴油消耗總量,發放補貼。
  這樣,大多數漁船都在開漁節後穩賺錢的情況下出海兩三個月,其他時間照樣可以拿柴油補貼。而這些補貼往往都歸船主所有,很難落到漁民手中。
  對於“長期存在”來說,這一政策顯然需要調整,包括建立結合油價的動態調整機制。
  習近平在潭門曾非常詳細地瞭解漁民的出海手續問題。對於漁民來說,還需要有更好的民生工程。
  比如漁港改造工程施工需辦理通航安全影響論證報告、通航安全評估報告以及《水上水下活動許可證》,都需要一定的資金和長期的程序時間。
  不僅造船,造漁網也有補貼。潭門鎮鎮委委員戴於島認為,漁民們在潭門的岸上生活,也需要重視——先把年輕人們留在潭門,或者讓外出讀書的年輕人回來。
  作為鎮上為漁民建設的基礎設施,路面硬化及自來水工程,在海南當地媒體的報道中,據說曾讓漁民“自發鳴炮慶賀”。
  2012年,潭門鎮上的“橋、路、水”工程相繼開工。而連接潭門與博鰲的潭門大橋幾經波折,仍在建設中。
  有了基礎,潭門鎮就有了空間建設自己的工業區與產業園,該鎮黨委書記龐飛對《瞭望東方周刊》的介紹:潭門鎮相關產品的銷售額“一個月有一個億”。
  但潭門鎮自身地域有限,民眾生產方式仍顯單一。龐飛覺得,既要保護海洋,又要解決漁民的生存與發展問題。
  戴於島告訴本刊記者,因為受颱風影響較大,海產品原地加工、深海養殖等規模化產業,尚在評估規劃中。
  或許,以一個小鎮擔負重要的國家使命,多少還是有些沉重。畢竟,有些環節,不是一個鎮級機構可以決策的。
  事實上,“南海維權要常態化、多樣化”,也可以是一個經濟問題。
  維護海權需要“人民戰爭”
  ——對話國防大學國防動員研究中心研究員閆峰
  海防工作如何處理好防衛和管理之間的關係,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與穩定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齊岳峰/北京報道
  在日前舉行的第五屆全國邊海防工作會議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出了“努力建設強大穩固的現代邊海防”的號召。
  這是建設海洋強國背景之下,國家最高領導層前所未有的最新表態。
  開發海洋資源、維護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需要各級政府和各個行業部門的支持與配合,需要每個中國人的關心與參與。但夢想絕對要腳踏實地。
  近日,《瞭望東方周刊》對話國防大學國防動員研究中心研究員閆峰教授,用他的專業視角,解讀何為“統籌邊海防建設和邊境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
  維護海洋權益需要“人民戰爭”
  《瞭望東方周刊》:第五次全國邊海防工作會議上,中央領導提出了“要堅持軍民合力共建邊海防,統籌邊海防建設和邊境沿海地區經濟社會發展,鞏固軍政軍民團結和民族團結”等問題。在中國海軍愈加強大的背景下,為何還要堅持“軍民合力”?
  閆峰: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安全威脅主要來自海上,遏制與反遏制、分裂與反分裂、侵權與反侵權鬥爭的焦點也在海上,維護海洋權益形勢複雜嚴峻,可以說環境複雜,形勢嚴峻,危機四伏。
  海洋開發、執法維權、海上軍事鬥爭正日益成為互為條件、彼此支撐的有機整體,構成了建設海洋強國不可或缺的三大手段。隨著我綜合國力的上升,經濟先行,執法為主,民進軍護,社會參與,再輔以恰當的外交和輿論保障,當是我國維護海洋權益的基本模式。
  首先,積極的經濟開發是前提。拋開主權問題不談,經濟利益是最大的海上利益。事實證明,在現行國際法規制體系下,最有用的“存在”還是經濟存在。
  很早以前,我國在南海的軍事存在就延伸到了曾母暗沙,但還是無法避免他國在南海海域盜取我經濟資源,並以此作為聲索南海島礁的“證據”。
  海洋開發,經濟先行,不僅能使人民群眾獲得實實在在的好處,共享發展成果,也有助於避免因領土主權爭議打亂國家抓住和用好戰略機遇期的決策部署,更能通過經濟利益的延伸增加我在執法和軍事上把別國“擠出去”的合理性。
  試想,如果在一片廣袤的海洋中沒有一口油井、一座碼頭、一條漁船、一位游客,要想維護海洋權益,其難度是非常大的。
  第二,有效的執法維權是核心。歷史上,我漁船、漁民在爭議海域被他國抓扣、罰沒、判刑,甚至槍擊的案例不勝枚舉,我國政府無法在自己的島礁和附近海域有效行使執法權、難以彰顯主權的問題十分突出。當前,我國作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和負責任的政治大國,要利用好手中的法律武器,運用好海上執法力量,積極維護國家海上權益。
  第三,合理的軍事運用是後盾。軍隊作為國家重器,一舉一動均體現國家意志,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問題上擔負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伴隨著我國防和軍隊建設的跨越式發展,海上軍事鬥爭已能獲得更為可靠的作戰、作戰保障和勤務保障力量支撐,軍隊在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方面也擔負著多樣化、常態化任務。
  第四,廣泛的社會參與是優勢。在維護海洋權益鬥爭中,廣大人民群眾和社會團體積极參与,發揮了重要作用。沿海漁民冒著人身安全風險,積極響應號召,赴爭議海域做海打漁,配合執法維權鬥爭,及時通報信息,捎帶補給物資,在墾海戍邊中發揮了“主權碑”、“流動哨”、“運輸線”的作用。愛國民企承擔著不可知的經濟風險,投身島礁和海域開發,為海上執法力量和軍事力量在遠海海域“站住腳”投入了大量資金和人力。可以說,有了人民群眾的廣泛參與,才能打贏一場場維護海洋權益的“人民戰爭”。
  最後,恰當的外交和輿論營造是保障。從本質看,我國面臨的海洋權益爭端並不是零和矛盾,而是複雜的利益糾葛。由於現實地緣格局制約,維護海洋權益的外交風險加大,處理不好可能導致我在國際政治博弈中處於被動;由於現代傳媒的迅猛發展,輿論宣傳造勢的尺度把握很難。
  只有在外交上敢於發聲、善於鬥爭、巧於周旋,打好外交組合拳,在輿論上積極營造、因勢利導、拿捏有度,努力搶占輿論制高點,才能準確傳達國家意志,在維護海洋權益中“穩坐釣魚台”。
  建設強大海防不簡單
  《瞭望東方周刊》:你如何看中國海防建設現狀?是否有不盡如人意之處?
  閆峰:近年來,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和軍事機關的堅強領導下,我國的海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與此同時,還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體制性障礙、方向性問題、政策性障礙和觀念性阻力,與“建設強大穩固的現代邊海防”的目標要求不相適應,一些問題甚至直接影響了維護海洋權益的成效。
  一是領導體制上條塊分割,統籌力度不夠。我國目前的邊海防體制,是在國務院、中央軍委雙重領導下,在國家邊海防委員會的指導協調下,由軍隊和政府系統按職責分工的共同負責制,涉及軍隊、政府兩大系統的20餘個主體。
  從實踐來看,中央和地方設立的各級邊海防委員會,雖然在邊海防建設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協調作用,但以議事協調為主的職能定位,決定了其難以打破對邊海防領導管理的縱向垂直關係,難以在實際工作中發揮統籌作用。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專門提出“調整理順邊海空防管理體制機制”,也反映出進一步調整理順海防體制的緊迫性。
  在力量隊伍統籌上,2013年成立海警局,在統一海上執法力量方面邁出了重要步伐。但這一改革仍處於探索階段,各職能部門的內部工作制度和職責區分仍不清晰,國家海警局仍不能全面擔負海上執法職責,軍地之間的協調機制仍不完善,距離真正的統籌建設和統一使用尚有差距。
  二是職能定位上防管結合,管理職能偏弱。我國邊海防擔負有防衛和管理的雙重使命,海防工作的體制機制和建設思路,是在以軍隊為主的防衛作戰功能基礎上,附加其他執法管理功能逐步發展起來的。
  隨著冷戰結束,兩極格局解體和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國家安全逐步向為經濟社會長期穩定發展提供有利安全環境聚焦,大規模武裝入侵的外部威脅基本消失,同時海域執法管理和涉海維權的壓力大幅上升,海防工作的主要職能也逐漸調整為防衛和管理並重,管控成分不斷增大。但在建設指導上,不適應這一趨勢的現象依然存在。
  比如,大量陸軍海防部隊的建設思路仍然立足於抗敵大規模登陸作戰背景下的海岸(島)守備,建用脫節、訓用脫節的問題客觀存在。下一步,海防工作如何處理好防衛和管理之間的關係,直接關係到國家安全與穩定。
  三是建設投入上分擔不均,現實激勵不足。邊海防工作作為國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建設投入上按照中央地方事權財權劃分,根據力量隊伍屬性不同由中央財力(包括軍費)和地方財力共同負擔。從實際情況看,一些力量隊伍的建設投入格局,仍有必要作較大幅度調整,加大中央財力的支持力度。
  比如,中央近年來高度重視海上民兵隊伍建設,鼓勵沿海漁民“造大船,捕大魚”。但根據農業部的扶持造船政策,國家對於漁船建造的補貼僅30%,漁民造大船的負擔太重,再加上嚴格的漁船數量和功率指標“雙控”管理,要造一艘大船就要損失幾艘小船,無形中影響了漁民的積極性。
  再比如,現行民兵隊伍的經費保障採取“地方人民政府保障為主,中央財政補助”的原則執行,因此海上民兵隊伍建設對於經濟欠發達的沿海省份來說負擔很重,如不加大中央財力支持力度,有可能影響地方政府關心海防、建設海防的積極性。
  四是思想觀念上重陸輕海,海防宣教不力。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南海不過是地圖上的“右下角”。這些問題都源自長期以來在宣傳教育中對海洋和海防的忽視。
  不僅如此,即使那些祖祖輩輩靠海謀生的漁民,也越來越多地鼓勵子女離開這片“祖宗海”,去陸上為更好的生活打拼。這種情況如果任其發展,我國沿海地區的海洋文化、船網文化,也面臨著斷代消亡的危險。提高海防意識,保護海洋文化,還需未雨綢繆,長期經營。
  建設海洋強國需要決心恆心
  《瞭望東方周刊》:很多人都在談“海洋強國”,你對這個問題是如何理解的?
  閆峰:開發海洋、保衛海疆、強化海權、鞏固海防,是一項需要統籌謀劃,長期經營,協力推動的系統工程。建設海洋強國,離不開中央政府的決心、有關部門的恆心和人民群眾的信心。在這方面,世界海洋強國的發展歷程可以給我們啟示,相關經驗做法也可以為我們借鑒。
  第一,建設海洋強國,需要下定決心。美國是當今世界最強大的海權國家,但美國真正將目光投向廣袤的海洋,還是在19世紀末,至今不過100多年。同樣,蘇聯海軍從二戰時默默無聞的“小角色”發展為全球性海上力量,也僅用了30年。從美蘇海軍建設發展的經驗看,只要國力強盛、信念堅定,一個偏重大陸的國家走向海洋並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是實實在在的目標。
  第二,建設海洋強國,需要建立任務牽引、規範合理的海防領導體制。美國的海防模式是集海洋防衛、管理和建設於一體的綜合性方式,海岸警衛隊是保衛美國海上安全、維護海上權益的主力。與陸軍、海軍、空軍和海軍陸戰隊相比,海岸警衛隊有三個不同的特征:一是準軍事化,平時在國土安全部編製內,不受國防部領導;二是具有海上綜合執法權,甚至有臨檢美國海軍艦艇的權力;三是屬於國家武裝力量的獨立組成部分,戰時劃歸海軍戰鬥序列,接受戰區司令部指揮。2013年,我國海上執法力量隊伍的整合,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等其他國家相關力量建設經驗的啟發。
  第三,建設海洋強國,必須統籌好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實現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的雙豐收。以美國夏威夷州為例,2012年生產總值為700億美元,800萬游客直接消費就占生產總值的20%;同時,夏威夷群島還是美軍太平洋司令部實施前沿防禦的樞紐基地。按2009年數據計算,駐島美軍及其75萬軍人和文職人員一年通過採購和消費共為夏島帶來122億美元經濟收益。不僅如此,夏島上的基礎設施建設也已成為貫徹國防要求的典範。夏威夷州最大的空港火奴魯魯國際機場與希卡姆空軍基地完全融為一體,且完全按照空軍樞紐機場標準要求設計和建造。平時美太平洋空軍使用空港的一條跑道,戰時可徵用所有跑道滿足空軍飛機起降需要。夏威夷統籌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經驗,對於我國類似島嶼的規劃、開發、管理和利用,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第四,建設海洋強國,也離不開強大的海洋文化加以支撐。當今世界的海洋國家,在社會生活中處處散髮出海洋的氣息。美國影視界推出的動畫片《大力水手》、系列電影《加勒比海盜》更成為海洋文化滲透全社會、輻射全世界的典型標誌。由美國交通部管理、作為專業保障隊伍編組的美國國防後備船隊,其船身噴塗、船員服飾等都與美國海軍建制艦船十分類似,甚至被稱為美國“第五軍種”。以上種種,都顯示出海洋國家對海的熱愛、對海員的崇敬、對海軍的尊重,透露出濃烈的海洋文化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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